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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很快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重新举起了“关税大棒”。经历了数轮交锋后，如今中美关系处于新的起点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将之称为“G2会议”；在11月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双方又基本敲定了对对方元首明年访问的邀请，明年双方各自举办的多边主场外交也将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机；近日，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让人对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和好奇。
我也发现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非常开放。走在街上，人们对我们充满了强烈的好奇。我今天才跟别人说起：那时候没有面包车、小巴士，我们都是坐几辆轿车出行。只要人们看到有车过来，中国民众会停下手头的活，跑到路边挥手，我们也挥手回应。如果是金发或是非裔美国人的卷发，中国人会围上来好奇地看，甚至想摸。金发孩子更是焦点，当然有些孩子会被吓到，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有些孩子很喜欢这种关注，他们父母也会因此感到很困扰。在那时的中国，人们对外国人确实有强烈的好奇心。
白莉娟：其实我参与学术工作并非为了我自己，而是受索乐文（Richard Harvey Solomon）教授之托。索乐文教授非常重视国家间的关系，他还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教授（Lucian Pye）的学生。白鲁恂是传教士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怀有深厚而积极的情感。他提出了一套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局限于中美关系，而是更广泛地关注“人性”的作用——强调领导者的个性、人民的性格与利益如何影响他们看待其他国家的方式。
我记得我们曾带领一支美国网球队访问中国。当时我们准备了介绍六名球员的小册子，在比赛时分发给观众。中国观众非常热情，争相索取，甚至有人差点挤破大门。还有一次，我们访问明尼阿波利斯的3M公司。那时3M刚推出一种带香味的香蕉贴纸，刮一刮就能闻到香蕉味，这在当时还是稀奇货。一见到这些贴纸，中国访客就激动起来，纷纷争抢，生怕自己拿不到。我的同事和翻译都感到困惑，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太不寻常了。”然而，我并不意外。因为我读过很多早期西方人描写中国的作品，了解到中国社会中有“吃苦”（编注：这里白莉娟说的中文）的传统。
因此，并不是学者们不“热情”了，而是他们来中国的意愿“被削弱”了。他们其实“想来”，更准确地说，他们“必须来”。中国问题学者必须保持他们对中国的最新认知，他们需要能够告诉自己的学生：“我上周刚从北京、苏州或大理的某个村子回来，我见到了哪些人，他们说了什么。”他们需要给学生带来一种“立即性”和“第一手”的中国知识，同时也要开展自己的研究。但如果只能写一些毫无新意的论文，因为任何新的、有实质内容的东西都不太可能获准，那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白莉娟：我们这一代人与现在的年轻学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当我开始做研究时，我以及比我年长的学者，甚至比我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当时都没有机会来到中国。那个年代我们根本无法来这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可以来中国做研究。所以，我这一代人出于现实限制，更倾向于是“通才”，像蓝普顿（Mike Lamp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李侃如（Ken Lieberthal），他们研究的领域更宏大、主题更宽泛。他们依靠能从书里获取的知识，或者去香港。当时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机构——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现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研究机构，我那一代以及我之前那几代的中国研究学者都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知识。但这些人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与生活在中国社会体系内的普通中国人不同。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与后面几代美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一直到十几年前，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都可以来中国，他们学习、研究、交朋友、恋爱、结婚，甚至做生意。他们看待中国的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我这一代多少带着一些“传教士心态”——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有一些东西可以教给中国人。但年轻一代不一样，我办公室里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年轻同事，他们看中国更像是“平等者之间的互相理解”，对待他人也更加开放，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带着某些固有框架。
上周五我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甚至有点惊讶自己会对他印象这么好。之前我知道他是特朗普的朋友，而我一直觉得任何能和特朗普成为朋友的人多少都有点不寻常。庞德伟非常善于思考，也很有前瞻力。他在中国生活以及经营过公司，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或许远比许多前任都深入。他正在尽最大努力推动国会议员来中国，也真的在努力推动高级别的商业领袖来中国。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大使，他的团队也相当不错。他真心希望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因为他坚信这是必要的。在10月来华时能见到庞德伟并跟他交流，是最鼓舞我的事情。
